还有粵港澳大湾区这一内地省级行政区域与特别行政区一体化的特殊区域。

在宪法规定难以适应转型要求时，党要及时判断转型的方向和需要，代表人民提出修宪建议。20世纪最重要的法学家汉斯·凯尔森认为法是一种应然性规范，法律状态是一种规范状态。

[11]革命宪法是指创制于夺取政权的革命时期的宪法，它旨在从法律上确认和巩固革命成果，合法性基础不是过去的法统，而是来自于革命。[3]正是意识到此种思维方式的不足，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选择了实事求是的中国化道路，在理想法治与立宪法治之间另辟中道——转型法治。政治代表是发现和构建合意的主体，获得的是人民的授权。若以社会革命来观察，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都有着明显的社会革命的迹象。于是，问题便集中在如何实现文明转型。

从思想史中可以归纳出三种转型范式，识别出有别于例外状态和规范状态的改革状态。另一方面，共产党作为人民代表既领导人民立宪修宪，也领导人民遵宪执宪，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是人大的常设机关，它的组成人员也可以说是人大的常务代表，人数少，可以经常开会，进行繁重的立法工作和其他经常工作。

然而，国家机关在组织与功能上的分化只能创造出更多的执行人大意志的方式，并不能改变由于人大设立，从而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的结构，这个结构是设立规范内含的合法性要求。第１７条规定人口特少的民族，至少应有代表一人，则是对民族平等参与政治生活的专门规定，确保了民主覆盖的全面性。在分权理论里，由于整体的国家权力是不存在的，被平行分为若干部分，因此不存在在整体上行使国家权力的人，人民也不是行使国家权力的直接主体，而只是行使选择代表人权力的主体，且基于分权原则而无法直接监督行使各个国家权力的公职人员，选举民主成为一种精英民主，由此熊彼特认为分权民主无法逃脱寡头铁律。又如，全国人大并不能领导地方人大，相反它是由地方省一级人大选举产生，形成一种组织人事上的反向制约，且根据宪法第９９条的规定，地方人大在本级行政区域里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力。

对这三种规范要求是否满足的判断，关键在于引入类似基本权利理论上的比例原则思维。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的总概性工作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这种缩小的人民也即仅仅是在财产上占统治地位、进而掌握了国家机器的市民资产阶级。尽管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必然有代表鸿沟而不能实现直接民主，但该条规范仍然通过关联宪法第３４条和选举法相关法条在三个方面成功建构了超越代表鸿沟、实现平等主义自由观的规范意图。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其含义明确概括的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也需要在宪法文本上提炼其具体规范体系并指导实践。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的自由理论是建立在区分两种自由观基础上：基于社会平等的自由观和基于法律平等的自由观。

因此，国家意志不是由人民决议形成，而是由议会这一尽管由人民选举产生，但完全不同于人民自己的机构所取代。行政机关完成该任务是否存在其他明显风险等标准。一方面，权力机关与执行机关在功能上的水平化。我们可以说活动规范的根本意图在于追求民主集中制度下国家机关的治理绩效，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

但是，五四宪法已经开始形成行政机关作为基本的执行机关，其他国家机关具有相对独立功能的地位，这是在日常政治条件下，理性官僚制建立在专业化基础上的必然表现。例如，宪法上行政机关的规范体系中，既有与决策有关的机关（国务院和地方上级人民政府），也有执行机关（国务院各组成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还有承担审计职能的监督机关，决策机关与执行机关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审计机关则与其他行政机关是相对独立关系。

社会平等的自由也就意味着个体得以无差别地参与国家生活的充分实现。另一方面，建国后在党内民主和政权建设过程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吸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民主集中制也同时重点强调防止专断主义，防止党内生活和国家治理失去民主基础，由此也深刻影响了宪法上的规范体系变迁。

规定国务院总理和各部委员会部长、主任在负责的同时也可以采取会议的形式，以防止个人权力的过分集中，再一次体现出效率与制约的统一。例如，《国家监察法》第２８条规定监察委基于技术手段的不足而请求公安机关配合正是监察委通过模仿侦查行为而请求侦查机关借力的体现。又如，正是考虑到权力机关立法、监督和做出重大决定往往涉及社会生活各个专门领域，且需要与国务院进行配合商量，现行宪法在五四宪法基础上，继续设立权力机关内部的专门委员会并新增其他需要设立的专门委员会表述以因应未来的专业化问题。（一）治理绩效提升的能力保障：职权配置规范 国家机关的治理绩效首先取决于宪法法律配置给它的职权，这是组织能力的法定化。第二，执行的意志制约性。工作责任制被认为是现行宪法提高国家机构工作效率、同时传导民主压力的最重要制度设计之一。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两部重要宪法五四宪法和八二宪法中，民主成为集中的制约基础则更加明显。民主集中制首先是建党、执政的逻辑，需要我们从政治学深入研究。

宪法上主要规定的是传统的决定—执行关系。人民与代表同一性不是一个经验描述，而是一个逻辑判断。

标准化趋同则是指某一个组织通过自身的权威性专业标准强制另一个组织在行为上予以尊重，在宪法上这就表现为国家机关之间的制约，通过制约实现尊重，通过尊重实现协同。后者的制度设计，例如，现行宪法草案报告指出全国人大人数多了不利于进行经常的工作。

我们需要在合宪性审查的时候判断国家立法或其他公权力行使是否满足了对某种规范要求的充分保护，以及在体现国家机关之间多个规范要求时需考虑是否保持了这些要求的均衡关系，防止顾此失彼，畸轻畸重。而在它们的贯彻执行上，必须实行严格的责任制，以求提高工作效率。后者是对议行合一体制的重大发展。（二）治理绩效提升的程序保障：工作方式规范 工作方式是影响国家机构活动效率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宪法及有关法律规定了会议制、合议制、独任制、首长责任制等多种形式，体现了权力与程序相匹配的法理，不同职权有不同特征，服务于不同的任务，因此应该有不同的工作程序，通过合理设定程序来提升绩效。

建国以来有一段时间忽视了地方的因地制宜。三、设立规范的体系建构 民主集中制在宪法文本上的具体规范体现一直是中国宪法史和宪法学关注的核心。

民主集中制的执行机构的负责归根结底应该解释为它对产生它的人大的意志依附性，必须忠实执行人大的意志，因此，它们必须定期向产生机关报告工作，接受质询、询问、特定问题的调查等。这种实践的基本逻辑就是不断创造实现平等主义自由的现实条件，不断增强国家机构坚持和发展民主集中制以满足实践需要的能力。

从根本上说，民主集中制与分权原则的区别在于前者确立了人民与代表的同一性这样一个原则，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平等主义自由观在宪法学上的深刻体现。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

议行合一体制在国家机构层面就是把代表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实干的机构。（一）通过设立规范制约权力机关 根据前文所述，设立规范的原理在于民主制约原理，只有平等体现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与利益的民主制度才具有最高性，这种民主最终拟制为属于全体人民平等分享，而非任何一个国家机关，这正是社会主义平等式自由观的核心要义。原选举单位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罢免本单位选出的代表。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大量立法权，并可以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修改其指定的基本法律，只要不与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第二种是处理其他国家机关之间关系的规范，这是相邻规范的重点。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即整个社会都处于整个阶级的地位，也就是说，例如既有钱又有文化知识，或者可以随意获得它们，这个阶级才能解放整个社会。

（２）机构效能原理，使国家机关能够有效地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就是强调每个国家机关都应该充分发挥职能，提高工作绩效，最大程度地激发各自的机关效能，实现工作目标，这是单个国家机构在其自身职能范围内追求治理有效性的体现。第二，通过模仿和标准化趋同实现配合、制约，提升治理绩效。

第一个原则直接服务于民主正当性目标，第二、三个原则明显是分别对国家机关的自身活动与相互关系提出了治理有效性的追求。第二，贡献指导国家机构在改革完善中坚持、发展民主集中制的中国方案。